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郭嘉王粲阵容搭配”的应用场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分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傅子》中记录的言论，明显与《魏书》中的郭嘉言论完全相反，当时也说过，应该是直接把程昱的谏言张冠李戴到了郭嘉头上。
在此条件下，简单地下结论，《傅子》属于粉团作品，疯狂捧偶像，所以造假，也算是个说法。
但是，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还是要在细节里寻找魔鬼。
对比一下郭嘉的“十胜十败论”，荀彧的“四胜论”明显更实在，与荀彧的“四胜论”相得益彰的，是《三国志·贾诩传》中记载的，官渡之战相持中，曹军粮草将近，曹操问计贾诩，贾诩的回答：
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
明胜、勇胜、用人胜、决机胜，说的都是实事儿，也都是“能力”，和荀彧的所指基本一样，也就是说，贾诩和荀彧一样，认可曹操个人能力超过袁绍。
但是，“十胜十败论”中其他的内容，比如什么“道胜”、“义胜”、“仁胜”、“文胜”、“治胜”之类的，对照一下陈琳的“讨曹操檄”，以及史书记载中曹操的行径，这些词儿用他身上，应该荀彧和贾诩都有点脸红，更重要的是，这些玩意儿和俩军阀对掐的胜负没几毛钱关系。
真要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刘虞这种爱民如子的模范干部，就不至于带着十万人打不过公孙瓒的几百人，还被对方抓住，砍了脑袋了。
所以，“十胜十败论”中那些“道德模范”、“正义先锋”的表扬，荀彧和贾诩俩人但凡要点脸，也不会提，秉持的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态度。
那么，“十胜十败论”以及郭嘉的诸多“妙策”，到底是不是《傅子》杜撰的？
恐怕也不是，重点是，这话是什么时候，对谁说的。
之前提到了董昭对刘备反叛的预警，肯定是说在前头了，所以，曹操才给他徐州牧的职务，委以重任，而郭嘉献策不少，他的职务，或者说重任，就没变过，司空军祭酒，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奇思妙想”背后必有蹊跷。
有人说，这还算是个事儿？百度百科都说了，司空军祭酒，就是军师祭酒，是曹操为郭嘉这个首席谋士特设的官职，还不够重任吗？
抱歉啊，说军祭酒、军谋祭酒等同于军师祭酒职位的，理由是避司马师的名讳，所以，省“师”字，那么问题来了，诸葛亮的“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怎么不避讳，荀攸的“中军师”怎么不避讳，偏偏“军师祭酒”改成这个，又改成那个？
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是由清朝人洪饴孙在《三国职官表》一书中提出的，并被民国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所沿用，又因为他的影响力巨大而被广泛传播，也就是说，本就是一家之言。
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晋朝人对“师”字确实有避讳，但却是将“军师”改为“军司”，司法的司，而并非缺字或是改为谋字。
事实上，在《三国志·郭嘉传》中，凡是提及职务的，包括收录的官方文件，自始至终都是：
“司空军祭酒”或“军祭酒”。
在《水经注》中，提到他的职务，记载也是“司空祭酒”。
事实上，“军祭酒”并不是什么特殊岗位，在孔衍《汉魏春秋》收录的汉献帝建安二十年诏书原文中就提到过：
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
这说的就是汉光武帝平定天下时的旧事，当时，光武帝任命邓禹为前将军出征关中，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在征战途中，邓禹以承制拜授的权力，任命军祭酒李文为河东郡太守，此时的李文、李春、程虑等人，其实就是“军祭酒”职位。
也就是说，在东汉初年，大将出征，可以统领“军师”和“军祭酒”，并不是曹操首创的制度，他真正的创造，其实是新增“军师祭酒”职位。
见《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
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
解释下，建安三年正月，曹操回到许都，首创了军师祭酒的职位。
这个职位的地位，要相对衡量，就得看《三国志·武帝纪》中裴注附上的《魏公劝进笺》里的署名排序：
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
在这之中，袁涣本传中明确提及其职务为丞相军祭酒，张承为丞相参军祭酒领赵郡太守，王朗为军祭酒领魏郡太守，杜袭为丞相军祭酒，可见，此处的“祭酒”就是“军祭酒”职位的省称。
而王粲则为军谋祭酒，位列军师祭酒董昭之后，在各个军祭酒之前，由此有限信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军师祭酒”和“军谋祭酒”肯定地位要高于“军祭酒”。
而郭嘉，不仅《三国志》里写他是“司空军祭酒”，就连《水经注》里提到他，也是“司空祭酒”，说明他这一辈子，就是个“祭酒”，这仨职位无论前面俩怎么排，他都是个老幺儿。
军师祭酒的军师祭酒歧义辨
裴注《武帝记》载魏王劝进群臣名单，其中有：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
有人认为这里军师祭酒指带五人，董昭，薛洪，董蒙，王粲，傅巽。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仅以傅巽而论，他208年晋关内侯，所以关内侯王粲，傅巽中，关内侯这个称谓是包含傅巽的。但是不可能有两个称谓都和主体隔开来修饰同一个主体，这在古代书表里是不曾出现的。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关内侯指代两人，祭酒指代六人，这八人都没有用其他称谓，这样才是书表正确的并列关系表达。
所以在这个劝进表里，军师祭酒仅指董昭一人。
当然，这里还容易引起歧义的是祭酒六人。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人当时无表其他官职，为曹操幕僚身份，所以此处祭酒应为汉语本身词义：长者，尊者。
因为《劝进表》发生在曹操晋魏王（213年前后），袁涣，王朗，杜袭，应已领丞相军祭酒的官职。关于这一点，确实曾经产生一个疑似说法：
郭嘉，董昭，是史料中完整使用军师祭酒称号的唯二两人。董昭在曹操幕僚中的军师祭酒身份持续到213年（或更久）。而袁涣，王朗，杜袭，的丞相军祭酒是另一职务（后文详）。
但是《魏王劝进表》仅存于史家注解，所载与多处注解也有很大出入，原文不存。暂时没有更多史料支持此说法。 军师祭酒因避司马师讳简称军祭酒，但并不意味军师祭酒和军祭酒是划等号的。
军祭酒或参军祭酒，在其他人的幕僚里也经常作为职位出现。而军师祭酒，史书中仅有曹操专辟。
某些学者引侯声，张京，李义等人冠以军祭酒称号一事质疑军师祭酒的存在，是对军师祭酒官职历史，性质理解片面所致。
侯生，张京等人，当时均非曹操幕僚，而幕于他人。而李义更明确记载为严干的幕僚。
《魏王劝进表》称“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虽然我们可以对劝进表的权威性质疑，但是其反应的诸侯之下各有幕僚臣属的建制是很明确的。其中有一些幕僚官职还可以享有有朝廷品级，比如军师祭酒就显然是注册过的幕僚官，级五品。
讨论这一点时，我们就必须理解在汉朝理论上存续的前提下中央朝廷和诸侯国之间的建制关系。这就好比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臣子与周王朝到底是和关系？各国的官名品级编制也均略有不同。
军师祭酒既然为曹操所设，用他人幕僚官位来比就好像在谈秦国建制的时候，举楚人官吏的例子，风马牛，不相及。 曹操坐下确实设军谋祭酒一职，一些学者认为军师祭酒与军谋祭酒同职。也是因避司马师讳而改称的。
这一说法疑点颇多： 军谋这个称谓和军师一样在汉代都已经存在，例：军师将军，军谋将军，都是汉代存在过的杂号将军。 军谋祭酒的职能多为记录，是个文职，领军谋祭酒的名士如陈琳，王粲，阮瑀都是知名的文学家。 军师祭酒多由谏议大夫提拔，而军谋祭酒多由文学掾（司空掾或丞相掾）提拔。 所以军谋祭酒约相当于秘书长，主要为曹操拟写文书（如檄文等），和作为参谋长的军师祭酒是两个不同的职位。
郭嘉曾经担任过的“军师祭酒”是什么官职？
在曹操集团内的种种“祭酒”中，只是排行最末的角色，既不存在曹操为他特设了“军师祭酒”的情况，也不存在他在众多谋士之中居首的身份，反而，在他的种种“奇谋”言论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玄机。
那么，他到底是干嘛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祭酒”说起。
在史书记载中，光武帝时代的周泽曾经担任大司徒府的“议曹祭酒”，董卓乱政时代的蔡邕，也曾经担任司空府的“祭酒”，乃至于曹操自辟的东阁祭酒邴原，在任命的用字上，均为“辟署”，而郭嘉的“军祭酒”用的是“表”字，董昭的“军祭酒”用的是“拜”字，也就是名义上向皇帝申请。
可见，“司空军祭酒”虽然挂了“司空”的名，身份是“朝臣”，而“司空东阁祭酒”则是“司空”的“属吏”。
相比之下，“司空军谋祭酒”比“司空军祭酒”可不止多了个“谋”字，见《三国志·徐干传》：
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
也就是说，徐干担任的不是司空军谋祭酒，而是“军谋祭酒”的掾属，这是职务全称，写职务简称的，则叫“军谋掾”，史书可见的，有徐邈、田豫、牵招、荀纬、贾洪、薛夏等人曾担任，就连刘备，在称汉中王之后，也任命了韩冉为自家的军谋掾，还派他给曹操吊丧。
能够配置掾属的官职，肯定不会是“司空府”的僚属，那就乱套了，说明，“军谋祭酒”不但是“朝臣”，还是一个机构，而没有证据表明“军祭酒”也有掾属，则“军谋祭酒”比“军祭酒”高级的原因也就很清晰了。
参考今天的职务体系来理解，司空府可以比喻为某总公司，僚属，是总公司直属的财务、人事主管，属于职务；而军师是董事会的成员，“军谋祭酒”则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军祭酒”就是总公司的顾问，这些都属于机构。
这个级别关系，在东汉初年前将军邓禹持节出征时，已经存在，他的出征序列，是军师、军祭酒、六裨将，当然，编制内的僚属，如长史、掾属也不会少。
不过，那是“出征”时的军府，绝非常设机构，在东汉的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三司之下，只有长史、掾属的配置。
曹操创设的“军师”、“军谋祭酒”、“军祭酒”，实际上是在司徒、司空、太尉的“三公府”下创造了本不应该存在的下属单位。
这一点，从《魏公劝进笺》的名单中可见一斑。
打头的是中、左、右、前四个军师，跟着是归属于曹操直统的“部将”，跟着的，是参军事太中大夫贾诩，随后，则是军师祭酒和军祭酒，再之后，则是中护军、中领军这样的中军督将，再之后则是担任“骑督”的行骁骑将军曹仁和担任“近卫”的领护军将军王图，最后才是丞相府的僚属长史。
这一群人，恰恰是曹操的“军府”直统的下属部门，完全不包括任何汉廷的公卿大臣，以及内朝尚书、侍中。
不过，曹操的“军祭酒”应为“军职”，而非我们理解的“文官”，因为张承、王郎均以“祭酒”领郡太守，说明其为军职兼领郡国，也就是说，曹操已经把司空、丞相的“政府”扩充为了一个大号的常设“军府”。
所以，曹操在建安三年的初置“军师祭酒”，并不是为了某个人设职，也不是为了这一个职位的安排，而是创制了这个职位之后，军师和军祭酒这两个“非常设”的职位，也一同转正，成为“司空”军府的常设部门。
让曹操的“司空府”，由东汉制度下功能受限的“三公府”向前一步，标志一个足以侵夺汉廷中央全部职能的，“身兼文武”的“霸府”正式成型。
那么问题来了，“军师祭酒”和“军谋祭酒”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从汉末至曹魏的相关记载来看，“军师祭酒”作为职务，仅见于建安三年初设和《魏公劝进笺》两处，此外，再无记载，而“军谋祭酒”、“军谋掾”则非常常见，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职位，“军议掾”，而《魏公劝进笺》中与“军师祭酒”同列的“军谋祭酒”并未作为职名单列。
由此可见，“军师祭酒”应该就是一个职级的统称，取的应该是“军师”与“军祭酒”之间的意思，否则，按照字面意思，就变成了军师中的魁首了。
现实是，在魏晋，乃至于南朝，军谋祭酒、军谘祭酒的官职屡屡见于记载，且在军府中，高于众僚属，同样，军祭酒、参军祭酒也有记录，这再以避司马师的讳的理由解释，就过于牵强，更有可能的是，“军师祭酒”一级中就包含了军谋祭酒等职务，而“祭酒”一级中，则包含了军祭酒、参军祭酒等职务，实为级别的统称。
就像处级干部，就囊括了县长、处长、主任等一堆官名。
那么，这一群“军府”的祭酒，都干哪些工作呢？
曹植的《王仲宣诔》是一篇追忆才子王粲的悼文，里面就提到了王粲曾经担任的军谋祭酒的岗位职责：
乃署祭酒，与君行止，算无遗策，画无失理。
翻译过来就是，担任祭酒之后，跟随曹操，策划精密准确，从来没有失算过，可见，军谋祭酒的主要工作，就是出谋划策，但又不完全是这个，在《三国志》中与王粲同传的陈琳、阮瑀、路粹也担任了军谋祭酒，就有一个附加工作，管记室，也就是负责文书草拟，具体来说，即：
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
翻译过来就是，军国大事上的书奏、檄文，多出自陈琳、阮瑀手笔，而路粹更有陷害孔融至死的如椽大笔，这是从事文书工作的兼职，而并非本职。
所以，实质上，“军谋祭酒”和“军祭酒”的职能并无区别，也就是《三国志·郭嘉传》中说的：
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 彧荐嘉。
翻译一下，就是曹操手下原有一个“筹画士”颍川戏志才，非常器重，却早死，曹操就给荀彧写信，自从戏志才死后，再没有能一起运筹的人了，汝南和颍川多有奇才，谁可以顶替？荀彧就推荐了郭嘉。
注意“筹画士”三个字，算筹的筹，画画的画，和曹植说王粲的词儿，根本一模一样，而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王粲就是建安七子之一，属于文学家，和军国大事，奇谋妙策没有一点关系，甚至有鄙视，所以，很多人由此将“军谋祭酒”归于文学侍从之列。
其实，曹操和曹丕都是文学家，不也是搞政治、带兵马的吗？
确定了这一点，郭嘉在曹营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也就呼之欲出了。
三国时曹操创立的“军师祭酒”究竟是什么职位？
这个职务就是将军的私人幕僚。
军师祭酒一职是曹操首创的，设立时间为建安三年，也就是公元198年。当时曹操担任司空兼车骑将军，于自己的幕府内设立了这一职位。史籍中明确提到担任过军师祭酒一职的为郭嘉、董昭、薛洪、董蒙、王粲、傅巽6人。
曹操的战略布局变迁
郭嘉，董昭均为曹操消灭袁绍立下大功。此二人是曹操早期统一北方的智囊，尤其以郭嘉从战十载居功至伟。
袁涣是曹操战略的第二阶段，治理阶段。曹操为稳定战乱后局势启用为首席幕僚，袁涣传中确实记载了他在战乱后笼络民心，恢复经济的诸多谏言。
杜袭对荆州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说明曹操未忘赤壁之痛，晚年有再图渡江之意。
而让曹操千盼万盼的可能还是历尽千辛万苦跋涉上位的王朗。王朗曾任会稽太守，为孙策所驱。他的原幕僚顾雍入仕孙家，顾雍的儿子顾邵更是在建安时期出任豫章太守守扼曹军南征门户。王朗在江东有根基，有眼线，有故人，可为他日南下的最佳顾问。
所以在历任首席谋士的任命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曹操的高瞻远瞩，从长远为战略布局。平北，治北，望南，按部就班。如果不是220年前后曹操逝世，以及刘备进击汉中对西线的诸多牵制，曹操二次南征应该早已在计划之内了。
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分享这些有关“郭嘉王粲阵容搭配”的信息。在今天的讨论中，我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主题。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聆听，希望这些信息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